毛泽东的侄子被活埋真相是什么？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巍巍秦岭如一道巨大的彩屏横亘在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之间，从地理上把中国分为南北两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了联通八百里秦川和四川地区的交通，先民们在秦岭的崇山峻岭中铺设了四条栈道，起着"国道"的作用。其中一条就是沿着子午谷架设的子午道。当年，鬼谷子出山走的是这条道，汉高祖刘邦于"鸿门宴"后，通过子午道由霸上去南郑就位汉王走的也是这条道……

宁陕县江口镇就坐落在江河与洵河交会处，改建成为201国道一段的子午道穿镇而过，"江口"之名由此而来。1946年惨遭胡宗南部队杀害的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的儿子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等三烈士就长眠在镇旁的城隍庙附近。

毛楚雄是毛泽东胞弟毛泽覃与第二任妻子周文楠所生的儿子，自幼饱受磨难，经历十分坎坷。他出生在血雨腥风的1927年，不到半岁，便和母亲周文楠一起被国民党警方关进长沙监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下，周文楠和毛楚雄母子俩在监狱里均患上了重病。经过周文楠母亲周陈轩的多方活动，毛楚雄被接出来跟着外婆一起生活。1930年7月，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周文楠被救出，但母子俩团聚不到3天，周文楠便随着红军撤离长沙，去了苏区。毛楚雄因为年纪太小，只好留在长沙，由外婆抚养。

周陈轩常常给毛楚雄讲大伯父毛泽东、二伯父毛泽民心忧天下，为国忘家,献身革命的动人事迹，讲姑姑毛泽健、大伯母杨开慧、父亲毛泽覃为了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使毛楚雄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革命的熏陶，立下了革命的志向。1935年，当外婆把毛泽覃在江西瑞金英勇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讲了他的身世后，毛楚雄放声痛哭，紧咬牙根表示，长大后要"继父之志，报父之仇"，"跟着伯伯闹革命!"

1936年春，红军长征后被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的周文楠在一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不慎与大部队走散，而被当地民团扣留。幸而担任录审的是周家一个追求进步，同情革命的族侄。在他的营救下，周文楠脱险回到韶山隐姓埋名，以教书为生，和母亲一起抚养着孩子。

1937年冬，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中共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打听到毛楚雄和周陈轩在长沙的情况后，立即向在延安的毛泽东报告，并立即将毛楚雄及其母亲、外婆、舅舅等护送回韶山，以躲避日军对长沙的大轰炸。回到韶山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毛楚雄先后在毛氏宗祠初小和韶山狮山(后改名思三)高小就读，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县督学看到毛楚雄的文章后，连声赞道"奇才、奇才"。但是，国民党当局很快就知道了周文楠的共产党员身份和与毛泽东的关系。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让周文楠转移到延安去，而毛楚雄仍留在韶山由周陈轩抚养。这期间，此后，毛泽东经常给周陈轩和毛楚雄写信、寄钱，鼓励侄子好好学习。皖南事变后，延安和韶山的联系被切断，没有了经济来源，毛楚雄只好辍学回家参加农业劳动，与外婆艰难度日，相依为命。

1944年11月，根据中央决定，王震、王首道等率领八路军359旅主力组成南下支队离开延安，挺进豫鄂湘粤敌后，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为对日大反攻做准备。但由于形势迅速发生了变化，中央取消了南下支队开辟新的根据地的任务。1945年8月，王震率八路军南下支队北返陕北途中来到了湘潭。刚满18周岁的毛楚雄得到消息后，连夜与堂叔毛浦珠和堂侄毛世美赶到城里，找到王震，第一句话就是:"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要求参军，到延安找我伯伯!"

听了这个青年的自我介绍，王震先是有些不相信。因为王震早年在长沙铁路上当工人、参加工人运动时就认识毛泽东、毛泽覃兄弟，而且关系甚好，可从未听说过毛泽覃还有一个儿子留在韶山。但仔细看清了眼前这个青年的眉眼后，王震便基本确定了来者所言不虚。只见眼前这个小伙子英姿勃勃，身材魁梧，穿着一身灰布学生便装，眼睛大大的，身上透出一股器宇不凡的气度，而且下巴上恰好也长了一个痣，和青年时代毛泽东颇有几分相似。王震拉着毛楚雄的手，高兴地说:"好,既然你是毛泽覃的儿子,那也可以说是我的世侄了，我带你去见你的伯伯!"

但是，为慎重起见，王震仍然通过韶山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查证。结果当然是确凿无疑。毛泽东得知此事后，更是欣喜异常，嘱咐王震将毛楚雄带会延安。就这样，毛楚雄告别了恩重如山的外婆和朝夕相处的舅父，参加了南下支队，离开家乡向陕北进发。两个月后，南下支队进入鄂豫皖边区，与李先念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到中原军区后，因为毛楚雄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被从干部团调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工作，稍后，又和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王震的侄子王平一起在司令部电台学习收发电报，由其堂叔—军区政治部干部

毛泽普负责照管。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调动20个师，三十万大军向我兵力不足6万的中原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我中原军区按照党中央"立即突围，安全第一，胜利第一"的要求，在皮定均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成主力的佯攻、佯动的顽强掩护下，兵分两路，迅速西过平汉线，胜利实现了"中原突围"。他们根据中央关于"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作战。"的指示，在豫鄂陕交界的茫茫大山中迅速地建立起根据地，和延安遥相呼应，一南一北对胡宗南形成了很大的军事压力。到8月初，王震带领359旅胜利攻克镇安县城时，这里距胡宗南驻守的西安市只有100多公里了。

国民党急了，又玩起了"缓兵之计"，多次通过有关渠道要求我方派代表到西安重开谈判。中原局领导虽然知道国民党没怀好意，但为了尽量争取和平，决定还是派代表前往西安与胡宗南进行谈判。于是，中原局委派曾担任军调部汉口第九小组中共方面代表，有与国民党打交道经验的干部旅旅长张文津以解放军上校参谋身份率领原豫鄂陕边区党委常委兼民运部部长，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毛楚雄三人组成和谈代表团前往西安进行和谈。王震这么安排本来是处于好意。他以为，部队要长期留在这里分散游击，创建新的根据地，去西安谈判比起在这里打仗要安全一些。派毛楚雄参加和谈代表团，就是为了让他到西安后，可以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迅速回到大伯毛泽东身边。

8月7日，和谈代表团一行3人在刚入伍的新战士肖善义的带领下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了。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去便音讯杳无，再没有回来。王震派出部队沿着谈判代表走过的路线一路查访，仍然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王震估计3位代表被国民党扣押，即报中央设法营救。时在南京的周恩来和在北平军调部的叶剑英，分别代表我方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8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对此事进行了公开揭露。但国民党当局却对此予以矢口否认。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几位谈判代表仍然毫无音信。几乎所有知情者都认为他们已经遇害了，但是，生没见人，死没见尸，以及，是谁、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方式杀害了他们?是出自国民党当局的授意还是地方武装的擅自所为? 这一切都一无所知！

1984年初，为了查明事情真相，中央军委成立了中原部队和谈代表被害案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在和谈代表的出发地——陕西省镇安县经过初步调查，最终将调查范围锁定在陕南镇安、柞水、宁陕三县。有关部门在当时驻有国民党军队的所有要道、关卡、城镇和村庄，召开了上千个各种类型的座谈会。

这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根据原敌伪人员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吴祖贻烈士的遗孀蒲芸湘在有关方面协助下，查阅了解放初在成都教导总队受训的国民党军官一千多人的花名册和胡宗南所部团以上军官数百个名单，遍翻西南军区军法处六百多袋档案材料，终于找到了当时审讯我谈判代表的胡宗南部61师191团少校团指导员韩清雅的档案材料，其中有原西南军区军法处1953年5月20日法字第0202号对韩清雅的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该犯1946年在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少校团指导员任内，在陕西省宁陕县参与秘密杀害我李先念将军派往西安参加军调小组的和谈代表张文津等3人。"通过韩清雅在"审查表"中的口供和曾任胡宗南部队六十一师一八一团营长的邹寿珊提供的旁证，以及相关人的回忆，1984年年底，调查组终于梳理出了当年这一谜案的详细过程：

张文津一行四人来到宁陕县东江口镇，被胡宗南部队第181团第4连连长李清润截住。李清润初步问清了他们的身份和意图后，不敢怠慢，立即将他们送到了团部。当时，国共还没有公开撕破脸，第181团团长岑运应同样不敢怠慢，立即在魁星楼设宴迎接张文津一行。

饭后，181团少校团指导员(实质是特务头目)韩清雅对张文津提供的军调部第九执行小组的符号、旗帜、证件和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将军的数封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和谈的邀请信函一一验证后，背着团长岑运应直接打电话报告了师长。师长便向胡宗南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置。胡宗南遂电告蒋介石，中原共军和谈代表已到了宁陕。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正在组织国军对解放区进行全面进攻，并自以为胜券在握，根本就不愿再披着碍事的和谈"遮羞布"，便密令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

1946午8月10日晚，李清润带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洵河旁的河滩里挖了几个坑，当夜便秘密将毛楚雄和张文津等四人推入沙坑中活埋。这与1976年，宁陕县东江口镇有一户人家在洵河岸边建房时挖出一堆神秘人骨的情况相吻合。

到此，张文津、吴祖贻和毛楚雄，三位烈士遇害的时间、地点和经过情况终于搞清了。

事情弄清楚后，湖北省政府在武汉举行了隆重的烈士遗骨安放仪式，把遗骨安放在湖北省大悟县烈士纪念馆，陕西省民政厅也专门拨款，在宁陕县东江口用花岗岩建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永远纪念着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年仅19岁的毛楚雄和张文津、吴祖贻烈士。